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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红星新闻报道，近日“索要千万逼死老公案”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，法院判决翟欣欣退还苏享茂家属现金、汽车共近千万，撤销翟欣欣海南、北京两套房产的个人所有权。
这是一段闪婚与闪离的婚姻：认识3个月后领证，结婚后1个半月离婚。这也是一段令人唏嘘的悲剧：曾经的丈夫已经撒手人寰，曾经的妻子沦为千夫所指。法院一审判决一公开，即赢得不少网民的点赞，大快人心！
进入司法程序的个案，不独要有常理和情理的支撑，更重要的，还得有法律和事实的支持。“死者为大”并不是裁判的依据。
跳出婚恋视角，从法理上讨论此案，仍需回到一个基本共识：婚姻是建立在平等、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的。一方利用自己的感情优势地位与手段，强迫另一方将财产转移给他/她是不道德的，这违背了“夫妻应当互相忠实，互相尊重”的法律义务。
一审判决恰恰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才做出赠与撤销的裁判结果的。判决书显示，翟欣欣在离婚中为取得高额补偿，对苏享茂实施了胁迫，未顾及苏享茂赠与其财产、希望与其共同生活、维系感情的初衷以及苏享茂受胁迫下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经济情况，是造成苏享茂自杀的重要因素。
因此，翟欣欣与苏享茂婚恋，以增加自身财产为目的受赠取得的大额婚前婚后财产，均属可撤销范围。
赠与是单向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其前提是基于赠与人完全自主、自愿的意思表示。若在结婚或离婚过程中采取胁迫手段，使另一方陷于恐惧而作出非自愿意思表示，符合可撤销行为法律特征。
这既不是舆论裹胁，也不是“死者为大”，从公开的裁判文书看，据以认定的事实的证据材料极为具体而细致。这也说明，在大多数时候，情与法并不冲突。
因此，人们乐意看到这样的“大快人心”：当一宗个案的司法裁判结果，既体现了情理与法理的融合，也体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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